近年来，“全球南方”从一个学术术语上升为国际政治舞台的热词。从1969年美国左翼活动家卡尔·奥格斯比首次构造“global south”一词，到2023年南非金砖峰会后这一概念骤然升温，“全球南方”的语义跃升本身就是当下世界秩序重构的缩影。
在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三人谈：新的旧世界及其反题”现场，围绕殷之光教授的新著《全球南方：构建世界秩序的未来》，几位专家学者没有仅停留在概念溯源，而是穿透历史迷思，直指核心。
讨论尤其聚焦以下关键命题：中国的发展经验是否具有普遍性？当西方中心主义的“旧地图”已无法描摹今日世界，全球南方的主体性该如何确立？面对技术帝国主义与超级帝国主义的“小院高墙”，全球南方国家如何挣脱“依附”的历史枷锁，在政治领导力与发展道路的选择上开辟新局？
本文为对话摘编，供读者参考。
关于全球南方概念的历史性分析与当代全球矛盾的动态分析
李波：大家下午好，欢迎来到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三人谈：新的旧世界及其反题”现场。我受王献华院长之托主持今天的对话。
让我先介绍一下在场三位对话嘉宾。第一位是殷之光老师，他研究的主要领域是政治思想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区域国别学。特别要提及的是，之光老师2022年放弃了英国埃塞克斯大学的长聘副教授职务回到国内，那一年还在疫情中，之光老师就出版了《新世界：亚非团结的中国实践与渊源》。他最近又出了两本新书，其中一本就是今天我们对谈的主题《全球南方：构建世界秩序的未来》，由中信出版社出版。
第二位嘉宾是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的特聘教授孟捷老师。孟捷老师是中国《资本论》研究会的副会长、《政治经济学报》的主编。孟老师最近的主要著作有《作为方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唯物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我个人认为，在总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运作规律这个学术领域，孟捷老师是当之无愧的领军人物。
第三位是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院长王献华教授。献华老师主要从事古代西亚文明、宗教学和全球文明史理论研究，积极推动全球文明倡议的落地实践。
请老师们先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全球南方”这个概念的来源是什么？概念生成的历史背景是什么？通常给人的印象是，在2023年南非金砖峰会之前，“全球南方”概念很少出现在我们的媒体与官方文件上，但突然就火了起来。
殷之光：我在这本书里要处理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全球南方从哪来”。解释这个问题，有两种路径可供选择。一种路径是本质主义模式，就是去界定谁发明了这个观念、这个观念本质的定义是什么，这也是我们做思想史非常熟悉的路径。
比如说，我们可追溯到美国的左翼活动家卡尔·奥格斯比（Carl Oglesby）在1969年批评美国越南战争的一篇社论文章中，第一次构造了“全球南方”这个术语这个来源，但当时这个“global south”是小写的。这个概念被官方文件采用从联合国开始。我发现2000年初，有一系列关于发展问题的联合国的报告，也是用小写的“global south”。
在学术性讨论中纳入“全球南方”作为一个分析性概念，我认为应该是2007年，大家熟悉的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教授在The Global South Journal 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讨论发展问题。但是，这条本质主义的路径似乎揭示不出全球南方概念所带来的一种关键动力。
所以我的解释倾向于另一条线索，这条线索可以叫作辩证法的路径。也可以理解成为思想史的剑桥学派路径，和上面的思想史本质主义的施特劳斯路径不同——他认为一个概念从诞生以来就有它固定的内涵与外延，然后一路被聪明人们拿起来用。但是剑桥学派路径则会强调说，与其看一个概念的内涵是什么，不如看是谁在什么条件下用这个观念，并且用这个观念是为了什么。所以概念的社会语境更加重要。
我认为辩证法路径来处理全球南方概念的起源更加有效，是基于背后的问题意识。在这本书的开头，我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把“南”和“北”这种对立的地理观念用来讨论社会、政治、经济问题的，不仅是今天才有，100多年前意大利思想家、共产党总书记葛兰西那里就有。当年，葛兰西批评的是工业化的意大利北方与落后的、农业化的南方之间的尖锐矛盾，虽然是处在同一个国家，但很难建设为共同体，尤其是北方对南方的歧视很严重。把葛兰西有关论述里的“意大利南部”改成“全球南方”，里面所有的描述我们今天都可以用。
该图展示了将意大利人口三等分的地理区域，表明意大利北部人口密度高于南部的地缘人口结构。 The World in Maps
我在我的另外一本书《旧秩序：帝国与霸权中心的世界体系》里，提到殖民者们在殖民传统里高度关心南方问题。对他们而言，南方就是地理的南方，殖民者确确实实都来自北回归线以北。最先讨论关于南方热带地区问题的学者，全部都是来自英国殖民者范畴。而促使他们去讨论这个南方问题的重要因素是，他们已经肉身到了那个地方，在温带出生的人容易在热带受到各种疾病的损害，所以讨论南方对他们来讲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但是地理南方在他们的讨论当中，展现出来是一个需要被北方治理的课题、是被管理的对象。这种南方观念其实在今天的世界体系中也是广泛存在的。
所以，当全球南方问题的讨论今天再度变得重要时，我们格外需要强调历史发生变化的一点，即以往的这群半殖民地的以及半封建的被治理者、这群在全球一体化产业链条中一直处于低端的人们，开启了新的主体性时刻！当下展开的讨论与实践，是在为全球南方塑造、赋予新的面向未来的行动以及理论内涵。
我这本书的副标题也叫作“theorizing the future”——理论化未来。我们讨论全球南方，更多是聚焦南方世界的主体性，发现被压制、被遮蔽的南方主体的实践经验，从他们的实践经验当中，再去寻找面向未来的、建设更美好的共同体的可能。
李波：之光老师让我们看到在全球南方概念起源的思想史处理上有两种不同的路径，强调了问题意识与南方的主体性的发现与觉醒。孟捷老师，您从经济学背景也来谈谈全球南方概念的历史性意义赋予。
孟捷：之光提到南方的主体性，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要解释一下为何我与之光的看法或者角度略有不同，算是一个补充。
二战以后的南方发展问题，在我看来要分为若干阶段。阶段的划分可以是从1945年以后、到战后殖民体系解体这一段，然后冷战期间单独算一段，再以后是冷战结束。基于这样的划分，那么从发展经济学史的角度，倒是更愿意把全球南方看作是一个在冷战结束以后——也就是在社会主义运动大倒退的苏东剧变发生后——产生的一个新问题。
从之光的书里面看，他处理的问题意识这段历史拉得比较早。从全球南方自主发展的视角来看，我认为最关键的阶段是冷战以后，我的论据是：南方问题一直都存在，但内核却是不一样的，因为不同阶段的世界格局核心矛盾不一样。在冷战结束之前，世界体系核心问题是东西矛盾的问题，是东风压倒西风还是西风压倒东风。南方发展中国家面临这么一个格局，这影响他的道路选择、影响它的主体性的发挥。
比如说依附理论，之光在书里也谈到很多。依附理论的一个核心结论就是：不走社会主义就不能摆脱依附，这是一个非常强的逻辑结果。所以在冷战期间、在东西对立存在的情况下，这个逻辑强烈影响了南方国家主体性形成路径，可以说大多倾向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所以国有化、通过国有化方式搞工业化，当时在南方国家很普遍，不管是哪一种名目的社会主义，这是很强的声音。
那么冷战结束以后，应该说是“华盛顿共识”接管了全球化，这样一来对发展道路的选择跟以前就很不一样。从中国经验来看，每个南方国家实际上必须回答自主发展和市场经济的关系，你绕不开了。以前至少还有计划经济道路的选择，现在融入世界市场经济好像变成了一个共同的、无法逃避的选择了。搞市场经济的南方发展，在中国之前没有一个成功的案例。虽然冷战时期的西方经济学家会指出韩国、台湾地区成功案例，但它们是冷战前哨国家与地区，完全不具有模式普遍性。
所以我跟搞发展经济学的朋友经常讲，你们搞发展经济学有一大困惑。什么困惑？你们教了几十年发展经济学，严格来讲这个学科就没搞清研究对象啊！因为除去韩国、台湾地区这两个，广大发展中国家就没有一个依靠自主发展走上成功、走上工业化、现代化道路的案例，一个也没有。
李波：巴西应该算是成功了一大半的现代化，不过目前掉在“陷阱”里面，急需“再工业化”。
殷之光：对。
孟捷：所以研究了半天发展经济学，你连一个成功的对象都没有。在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实际上是真正的发展经济学，因为它有一个真正的研究对象。
为何我更愿意把全球南方问题意识锁定在冷战之后的这个阶段？这个阶段一开始，全球矛盾变化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对峙不能说没有，但不再像以前那么针锋相对，也不合适定义为时代的一个核心矛盾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全球南方发展与北方的对立反而成了一个核心矛盾。以前的核心矛盾是东西方之间的——南方跟北方的矛盾从属于东西方的矛盾。那么现在南北的矛盾反而凸显出来，所以这个南方世界的主体性好像更强了。
关键是南方世界的发展道路选择空间不一样了、选择的不确定性加大了。在冷战期间至少好像有苏联的成功榜样。在冷战结束后，发展中国家被迫只能走市场经济一条道路。40年前，中国的选择跟世界体系融合也好、接轨也好，一开始不确定性也是很大的，也是“摸着石头过河”，到今天中国取得了很大成绩，我们才有了底气，特别是最近的十多年来，中国式现代化模式的确定性清晰多了。
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成为其第143个成员。时任中国代表团团长石广生在多哈签署中国入世议定书。 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