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东·尼尔曼:不敢忤逆美国就对中国发难,这是欧盟一贯的做法

今年年初以来,欧盟一直在就如何处理与中国的关系、特别是经济和贸易领域的关系,展开激烈的内部辩论;其核心议题就是研究如何降低对中国商品的依赖,在产业竞争中占据优势。

在5月29日一场内部专题辩论结束后,欧盟委员会声称,对华贸易逆差的迅速扩大是“不可持续的”,并扬言要采取“强有力”的应对措施。其结果是,近几个月来布鲁塞尔扩大了所谓“贸易救济手段”的运用范围。布鲁塞尔同时开始系统性启用FSR(外国补贴条例)调查、《工业加速器法案》、《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等新工具,故意抬高中国产品进入欧洲市场的门槛。

而中国也采取了对应措施,今年5月15日,中国首次启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不当域外管辖条例》,正式认定欧盟利用FSR对中国实体采取的相关跨境调查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中国商务部也称,如果欧盟执意出台限制中企的新贸易工具,中方将坚决反制。这表明双方已经有了爆发新一轮经贸摩擦的苗头。

在刚刚召开的欧盟和G7峰会上,中欧贸易和经济关系毫无疑问是重要议题。法国总统马克龙作为G7轮值主席国国家元首,曾计划在6月11日主持G7与中方的视频通话,围绕相关议题开展交流,但中方并未对此作出回应。

鉴于欧盟和中国经济规模巨大,且两方贸易对全球经济和政治影响深远,欧盟领导层在会议上做出的任何决定,恐怕都将导致中国与欧洲之间爆发新一轮的地缘政治竞争。目前,双方虽然嘴上还在谈合作,手上已经开始互相试探底线。

冯德莱恩在新闻发布会上称,欧盟委员会将提出一项促进关键供应多元化的措施,因为企业降低风险的速度过慢。法新社

为什么发难?

欧盟之所以再次发难,是因为中欧在贸易逆差问题上的矛盾已相当严重。2025年欧盟对华货物贸易逆差已扩大至约3598亿欧元,较2019年的1650亿欧元翻了一倍多。2026年一季度,欧盟对华逆差更是达到了980亿欧元,为2022年三季度以来的季度高点。

至于原因,乌克兰战争导致欧洲天然气价格已长期处于美国天然气价格四到五倍的区间,欧洲制造业占全球GDP的比重也在不断下滑,从17.4%降至14.3%。这导致欧盟本土制造业盈利空间被压缩至不容乐观的水平。所以欧盟挑起新一轮贸易摩擦的短期动机就很明确了,就是用粗暴乃至“强盗”的手段改变中欧贸易的不利局面。

中欧贸易问题也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中美欧三个世界经济巨头之间的关系向来微妙,美国跟中欧任意一方的关系出现转机,都会令另一方与对方的关系出现裂痕。特朗普上台后,曾在关税和索要格陵兰等问题上四处出击,同时对中欧施压,外部压力一度让中欧关系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改善。但随着特朗普取消对华的额外关税措施、中美关系出现转机,欧盟的所谓“大国焦虑”便开始发作。

当地时间2026年6月16日,法国埃维昂莱班,特朗普和马克龙出席G7峰会工作午餐会。 IC Photo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近期在涉华议题上也越来越出言不逊,甚至有欧盟高官危言耸听地宣称欧洲若不与中国在贸易上“掰手腕”,或将走向分裂。而正如笔者曾反复强调的,欧盟根深蒂固的跨大西洋主义思维令其不敢忤逆美国,于是就把矛头对准了中国。向外寻找替罪羊就是最省力的政治叙事,这是西方国家的一贯做法,并不令人感到意外。

欧盟失去竞争力了吗?

欧盟对中国最大的一项指控是“产能过剩”。欧盟总是强调中国在电动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等领域的生产能力远超国内需求,并通过大量低价出口冲击欧洲市场。他们的论据集中于两点:一是持续走高的对华货物贸易逆差,二是中国相关产品出口规模不断扩张。

中国的说法则是:如果单凭贸易顺差就认定“产能过剩”,那么欧盟长期大量出口的飞机、汽车、药品、奢侈品也是在向全球输出“过剩产能”?这里笔者要补充中方没有提到的一点:中欧贸易的真实情况其实是顺差集中在中国,但利润集中在欧洲,欧盟对中国的服务贸易长期保持顺差,仅知识产权使用费每年就从中国获利上百亿美元,这些收益没有体现在海关的货物贸易统计中。

欧盟的另一项指控是“不公平补贴”。他们声称中国通过大规模政府补贴扶持本国企业,使其在国际市场获得不公平竞争优势。因此欧盟已通过《外国补贴条例》(FSR)等工具,对涉嫌接受补贴的中国企业密集展开调查。

当然,欧盟在这个问题上搞的同样是双重标准。仅2021至2030年间,欧盟就计划提供超过1.44万亿欧元的各类补贴。且欧盟(欧共体)历史上就是补贴大户,对飞机、农业等领域的补贴都曾被世贸组织裁定为违规。

欧盟自身在工商业和品牌崛起的过程中,特别是在二战后的所谓“黄金时代”,几乎全部在凯恩斯主义的指导下使用过远比中国更强力的国家补贴手段。比如在“戴高乐主义”的国家干预理论指导下,法国从20世纪60年代起由政府出面,选择一些值得突破的技术领域由政府补贴企业进行研发或干脆成立国有企业进行攻坚,法国财政部则为政府选定的产业提供贷款利率补贴。

这种被称为“空档政策”的强力干预令法国在20世纪70年代成功研制出了高铁、民用核能电站、航天、航空等领域的新技术。远的不说,直到今天,日韩等东亚发达经济体仍然在造船和半导体等高精尖行业上动用国家力量进行大规模补贴,却从未见欧盟指责过这些国家。

问题的关键其实很简单:即使没有补贴,欧盟制造业就比中国更有竞争力了吗?以欧盟曾引以为傲的汽车制造业为例,中国车企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技术领先已是公认事实。中国动力电池成本较欧洲低约30%,研发周期短50%,2025年欧洲市场在售电动车中超过70%的电池由中国企业供应。欧洲的本土汽车制造业则一直被零部件短缺、能源价格高企与环保监管收紧等压力困扰着,欧盟的汽车产业链高度分散化,再叠加社会的高成本化,导致其竞争力严重落后。

在中美欧这三大世界经济巨头里,美国依靠其一直以来的创新力、研发力和在产业链顶端的优势,仍然保持着不俗的经济活力。中国则凭借其独一无二的“全面”和低成本、平民化、高效率等优势,再加上近年来创新研发能力的突飞猛进,在世界经济格局中正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而欧盟的经济竞争力下滑已经严重到了不容忽视的程度。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欧盟在这一轮AI科技浪潮中掉了队。目前,全球的“重要AI模型”中,有40个来自美国、15个来自中国,而欧洲只有3个。欧盟既缺乏美国的创新力,也完全没有中国的产能、成本和高性价比平替优势。欧盟的决策机制冗长、低效,工业项目审批平均需要1至3年,有些甚至超过6年,研发投入长期不足,科技创新领域大幅落后于中美。

因此,我们不能局限于“产能过剩”这个词本身的含义,这本质上是欧盟在本土制造业竞争力越来越无法维持的背景下,为重商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制造的概念。这也是一个化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经典概念的曲解概念,其目的就是为自身竞争力的不足强词夺理。

新冠大流行后,欧盟推出总规模逾1.8万亿欧元的经济复苏计划,无节制量化宽松叠加能源、人力成本上行,推高欧盟内部物价与产业运营成本。高汇率、高成本运转的社会和制造业才是欧盟对外贸易竞争力下滑的根本原因,而“高成本社会”的形成根本怪不了中国。

中国不可能牺牲自己的发展来满足欧盟“继续伟大”的需求。坦率地说,欧盟的这种需求是任何一个有尊严的主权国家都无法满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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