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4年底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美国对外战略正经历深刻转向。从扬言“退出北约”到将盟友视为防务“客户”，从挥舞关税大棒到介入欧洲选举政治，“美国优先”的2.0版本如何重塑跨大西洋关系？俄乌冲突延宕之际，欧洲安全秩序又将走向何方？
本文深入剖析特朗普第二任期的“欧洲安全观”，揭示其“有选择的霸权”逻辑——在西半球强化控制，对欧洲则施压分摊责任、攫取经济利益、甚至塑造文明版图。文章指出，美国正从欧洲安全的“守护者”蜕变为“自利调停者”与“有偿防务商”，而欧洲在军费飙升与战略自主之间面临艰难抉择。当“文明消亡”的论调成为政治工具，关税博弈深度捆绑跨大西洋经济，欧洲能否在美俄夹缝中凝聚为真正独立的“一极”？
“如果我掌控局势……乌克兰战争绝不会发生，”2024年12月8日，再次当选美国总统的唐纳德·特朗普在大选后首次电视专访时毫无保留地表达了对俄乌冲突的直白看法。进而，他更为直截了当地阐述了与欧洲争夺利益、分担安全责任的明确意图：“我们承担3500亿美元，欧洲承担1000亿美元。为什么欧洲不和我们一样？唯一该做的就是让欧洲也承担一部分……我们一直为北约买单……但北约却占了我们的便宜……他们（欧洲国家）在贸易上占了我们的便宜……我要对那些国家说：你们不交钱，我就不保护你们。”
从上述公开表态不难看出，特朗普再次执政后的美国在欧洲安全以及美欧关系上明显呈现出“美国优先”倾向与“交易思维”风格。2025年12月4日，特朗普政府在发布的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将对欧洲的核心关切设定为“促成俄乌冲突的迅速停火，以稳定欧洲经济、防止战争意外升级或扩大、与俄罗斯重建战略稳定，并为乌克兰战后重建创造条件”。基于此定位，报告还提出了包括促进欧洲独立自主并承担自身防务责任、对美进一步开放市场等相关政策。
这些在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内计划推进的对欧战略与政策议程，在一定程度上预示了未来一段时间跨大西洋关系的总体走向。在俄乌冲突持续牵动欧洲安全秩序的大背景下，特朗普的回归及其所带来的美国角色重塑与对外政策调整，必然对欧洲安全秩序的重建产生复杂而深刻的影响。
一、特朗普第二任期的“欧洲安全观”
一切战略选择与政策制定，都源自决策者相关认知的形成与理念的构建。相比于第一任期，特朗普第二任期关于美国国家发展路径及其国际角色的认知在经历演化后已然清晰，形成了关于“让美国再次伟大”更为系统性的理念。这些认知与理念不但重新塑造了美国与包括欧洲在内的世界的互动关系，而且从地缘秩序、防务、经济、文明等维度构建起当前美国对欧洲安全以及美欧关系的差异化理解与观念。
（一）“美国优先”塑造“多极世界”
回归权力的特朗普不断强调“美国优先”与“让美国再次伟大”，而且对这些主要理念形成了更为明确的理解，从而对美国的国际角色逐步形成了新的认知。近年来，特朗普曾多次公开提及并高度赞誉1897年至1901年在任的美国前总统威廉·麦金莱（William McKinley），将之视为“再次伟大”的“榜样”。这种赞誉不仅是因为麦金利时代开启了共和党在美国政坛上长达三十多年的主导地位，也是因为麦金利治下的美国在所谓“镀金时代”初步获得了国际舞台上的优势地位。在此期间，美国经济实力持续上升至独大，不断强化对加勒比等地区的地缘控制却并未卷入欧洲的世界政治主舞台，进而避免了过多国际责任。这样一种利益最大化且负担最小化的国际角色，完美契合特朗普的当前战略意图。
美国第25任总统威廉·麦金莱（William McKinley）
按照特朗普第二任期的认知与理念及其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的具体表述，其在对外政策上已展现出明显的“内顾”或“内向化”倾向，其唯一目的就是“美国优先”，即让美国自身获得最大化利益。这种“优先”或利益最大化，一方面确保美国在经济、军事、科技以及国际话语权等诸多涉及国家竞争力的领域的绝对优势；另一方面减少不符合其自身利益的对外投入与国际责任，减少提供国际和地区公共品。将“是否优先”“是否利益最大化”作为选择标准，意味着特朗普所希望实现的更像是一种“有选择的霸权”。
换而言之，特朗普第二任期国家安全战略的转变在本质上是“霸权方式”的渐变，而非“霸权方向”的骤变。所谓“有选择”可体现为：在涉及美国直接利益的地区或领域，美国必须动用其在各领域的绝对优势来确保其利益。也就是说，在涉及美国直接的切实利益时，必须以绝对优势维持某种具有等级制色彩的国际秩序，确保美国独霸这一体系的最顶端。相比而言，在不直接涉及美国利益的地区或领域，美国则毫不犹豫地选择收缩乃至放弃，绝不介入这些地区或领域的相关事务，反而任由地区或领域内已有权力结构或秩序来发挥作用，这也完全可能引发类似于丛林法则式的国际或地区秩序。
基于“有选择的霸权”，特朗普及其团队已多次阐释其认为在确保“美国优先”情况下国际秩序特别是国际安全秩序可能呈现的相应态势。正如2025年1月30日刚就任国务卿的马尔科·鲁比奥在接受福克斯电视台采访时所言：“单极世界并非常态，只是冷战的产物……世界终将回归多极格局，多个大国在地球的不同区域并存。”这与特朗普本人在2025年5月再次执政后首次出访期间在沙特发表的演讲如出一辙：“这里的伟大变革并非来自西方干涉主义者……来自西方的所谓‘国家建设者’摧毁的国家远比他们建设的国家多得多，而干涉主义者则干预了他们自身都不了解的复杂社会。他们告诉你们该怎么做，但他们自己却一窍不通。”
由此可见，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至少已展现出要构建一个所谓“多极世界”的意图。在该秩序下，美国在西半球即所谓“门罗主义”所界定的作为“霸权支点”的势力范围内，要保持并强化影响力；在没有直接利益关切的情况下，对其他地区或板块所形成的其他“极”，美国则选择最大化地减少投入，尽量超脱、保持置身事外。
（二）“大国协调”下视欧洲为防务“客户”
在上述版本的“多极世界”下，为实现利益最大化，特朗普治下的美国完全有可能从第一任期的“大国竞争”转向第二任期的“大国协调”（great power concert）。
一方面，美国不再突出强调针对中国与俄罗斯的战略遏制，虽然仍会保持某些领域的竞争，但总体上转为寻求与这些国家尝试推进一些对美国有利的合作，甚至不排除在符合美国利益的情况下在全球政治经济舞台上划分各自都能接受的势力范围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美国将进一步忽视甚至直接放弃其他参与者，在一些议题上可以与欧洲协调，但在更多议题上也完全可以把欧洲彻底排除在外，反而只相信或依赖主要大国之间协调后的共识性决定。从这个角度出发，特朗普自第二任期以来，为了持续强化在西半球的存在而反复强调对格陵兰岛的诉求，完全可以理解为是试图在大国协调下划分势力范围、彻底忽视欧洲安全关切甚至损害相关国家乃至盟国主权的霸权扩张表现。
在此背景下，特朗普治下的美国与欧洲传统上曾共享的安全认知与安全利益将快速瓦解，跨大西洋联盟继续加速松动。第一，特朗普第二任期不再将自身视为捍卫自由秩序的“英雄”或“领袖”，不再认为欧洲安全与其密切相关，进而不再承担相应责任。自推进亚太战略以来，美国的战略重心就已加速从欧洲转向亚太。美国主导下维持欧洲安全的所谓“欧洲优先”逐渐稀释，特朗普两次执政又彻底推动“美国优先”取而代之，并要求欧洲“独立自主”地承担防务责任。
第二，特朗普第二任期不再将俄罗斯视为美国的“安全威胁”，反而将其视为可以从自身利益出发开展大国协调并实现某种合作的重要相关方，甚至可以接受俄罗斯在一定势力范围内的主导地位。在其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特朗普政府直接认为欧洲将俄罗斯视为“生存威胁”源自欧洲的“缺乏自信”。基于此，特朗普政府将推动管理并重建欧洲与俄罗斯之间的战略稳定关系列为优先政策目标。
第三，特朗普第二任期不再将北约视为“永久扩张联盟”（perpetually expanding alliance）。正如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所列出的优先考虑，要“消除将北约视为‘永久扩张联盟’的看法，并防止这一现实发生”。毫无疑问，特朗普第二任期对欧洲安全、对俄罗斯定位的理解与往届美国政府以及欧洲主要国家都存在极大差异，这必然表现为对北约定位以及北约是否面临生存危机等一系列问题上的分歧性观点。冷战后的很长一段时间，美国为保持对欧洲的影响力乃至控制力，积极维护其主导的北约作为欧洲安全架构的战略定位，也必然要为北约的存续塑造出类似俄罗斯“威胁”的必要理由。但现如今，随着美国的战略转向特别是霸权方式与支点的变化，北约的霸权工具属性转弱，必然相应地呈现出限制扩张与减少投入的回缩调整。
特朗普早在2016年竞选期间就曾指责北约“过时”并威胁“退出”，上台后更是强调将美国履行《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即“集体防御”的义务与欧洲盟国“履行其财政义务”挂钩。在特朗普第二任期，“退出”已更明显且直接成为其实现要挟的杠杆与筹码，并借此为继续留在北约提出要价，即明确与欧洲盟友分担责任，并以交易方式提供防务服务。
一方面，在特朗普看来，北约欧洲成员国基本上是搭美国便车的“赖账者”，美国为欧洲安全负担了比欧洲更多的支出。2016年大选期间，特朗普就曾在其竞选政见书中这样回忆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普京的军队进入乌克兰的时候，德国跟其他国家就木然看着事情发生”。鉴于前任政府采取外交协商方式的收效有限，特朗普认为其第二任期必须采取更直接的施压方式，以尽快减负。
2025年2月，特朗普再次执政后首次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时就曾对其第一任期围绕北约军费分担问题的施压津津乐道：“北约当时没钱，因为他们（欧洲国家）多年不缴会费。我说，听着，如果你们不交钱，我们就不能留在北约、就不能保护（你们）国家。”数天后，在白宫椭圆办公室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时，特朗普再次提到北约军费分担问题，“我们将继续坚定支持北约，但北约必须加大投入，欧洲国家也必须承担更多责任……为什么美国要承担比欧洲多得多的资金和其他费用？”
2025年2月，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白宫会晤并举行联合记者会。 中新网
另一方面，特朗普第二任期更明显地倾向于将北约打造为向欧洲盟友推销防务服务的交易中介机制，凸显其“交易风格”。2025年7月，在与来访的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会面时，特朗普详细介绍了具体思路：“我们将制造一流的武器，并交付给北约。北约可能会选择将其中一些武器交付给其他国家……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军事装备将从美国采购，运往北约各成员国。”总体而言，特朗普治下的美国直接以施压、讹诈以及交易等方式对待北约欧洲成员国，俨然是将这些盟友视为“客户”来有偿提供待价而沽的防务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