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对印度语言文化的研究
1965年，我到北京大学季羡林先生门下，开始学习印度语言文化。1984年，因工作调动，我离开了学习、工作十九年的燕园，来到新建一年的深圳大学。和乐黛云、胡经之、章必功、张卫东等一起创办了中文系，至今已有六十年。
从印地语专业到中文专业，是个大改行。但是，我并不胆怯。因有季羡林、金克木、刘安武等的学历和业绩，给了我底气。我需要的是勇气和不断砥砺的意志。结果，功夫不负有心人。大改行的我，成了中文系继乐黛云、胡经之、章必功之后的第四位系主任。深大1997年实行学院制，我又被推举、任命为文学院首任院长。
2016年12月1日，印度文化关系委员会（ICCR）在印度总统府举行仪式，总统慕克吉亲自出席，并向郁龙余教授颁授年度“杰出印度学家”奖。 深圳商报
2016年12月1日，印度文化关系委员会（ICCR）在总统府举行了隆重仪式，由慕克吉总统给我颁授“杰出印度学家”奖。ICCR主席洛克希·金德尔在颁奖典礼致辞中说：“郁教授充实了中印两国之间伟大的价值交流活动。在这些价值之中，心灵是一束神圣的亮光。他令我想起了手持莲花、观照世界的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慈悲使世界美好，如同晨曦之于白昼。”我成了中国首位、世界第二位获此殊荣者。
世界万事万物皆有因。在《获奖感言》中，我对这个原因作了如下表白：
中国古代圣人孟子有一句名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我将它改造成了自己的座右铭：“成事为重，名次之，利益为轻”。我用半个世纪的时间，将印度语言文化研究，从专业变成了职业，又从职业变成了终身的事业。
事实证明，这个座右铭对我是行之有效的。当然，一切成绩无论大小，都离不开环境——天时、地利、人和的支持。对我今天取得“杰出印度学家”奖，我认为，这份荣誉属于我的母校北京大学，属于我的师尊季羡林先生。
我在那里求学、任教十九年，是北京大学给了我智慧与力量。
这份荣誉，属于我服务了三十多年的深圳大学，她给了我平台和机会，我在深圳大学创建了中国南方第一个印度研究中心，并且培养了一批优秀学生。
这份荣誉，属于中国、印度和世界各国的印度学家。我的成绩是在他们的学术基础上研究获得的。
二、中印关系是对外关系中的重点与难点
十年后的今天，我要对以上表白增加一条：之所以能让我2007年退休后，又当了八年“全职义工”，至今虽已是耄耋之年，但仍在为学习、研究印度文化而努力，是因为中印关系，是我国对外关系中的重点和难点。
说到中印关系是对外关系中的重点，这不难理解。印度历史文化悠久，是世界古代“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是中世纪世界“三大文化中心”之一，还是世界“四大诗国”之一。当代印度人口已超过14亿，在世界各个领域拥有巨大话语权。这位千年友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为什么说中印关系，是对外关系中的难点？说得直白一点，是我们对印度不够了解。当然，印度对我们的了解也非常不够。两个互相不是知根知底的人，要成为知心朋友，是很难的。个人是这样，国家也是这样。
近代之前，我们是世界上最了解印度的国家。西方和印度自己的相关知识，很大部分来自中国的文献。当然，我们从印度，在文化交流中也获益良多。所以，梁启超认为，印度佛教东传，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可归纳为五大项：（一）国语实质的扩大，（二）语法及文体的变化，（三）文学情趣的发展，（四）歌舞剧的传人，（五）字母的仿造。胡适将印度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归为三大贡献：（一）佛寺禅门成为白话文、白话诗的重要发源地，（二）中国浪漫主义文学（指《封神榜》《西游记》等小说）是印度文学影响的产儿，（三）对中国文学体裁的巨大影响。鲁迅说得十分概括，且颇带感情色彩：“印度则交通自古，贻我大祥，思想、信仰、道德、艺文无不蒙贶，虽兄弟眷属，何以加之。”
除了中国，印度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民族最众多，文化最纷繁的国家。对印度文化的了解研究，除了当下的，还要了解、研究过去的。这样才能知往鉴来。我们除了研究印度的广义文化、狭义文化，还要重视“深义文化”，即灵魂深处的东西。
十年前，我曾写过《关于印度的基本判断》一文。其中写到印度文化的八个特点。今日翻阅，觉得内容依然正确可用。
（1）人种繁多：堪称人种博物馆
印度被称为人类的基因库、人类学的乐园、人种民族博物馆。
（2）语言复杂：国语与通用语并存
1961年，印度政府调查人口时登记了1652种语言。1971年普查时，千人以下讲的方言不计，就有语言700种。印度的主要语言有18种，各邦有自己的官方语言。在印度的一张纸币卢比上，印着15种文字。
目前，无论是教育、科技、新闻、出版、行政唯一通用的是英语，英语是实际上的国语，印地语只是宪法规定的国语。英语像一道墙，将印度隔成两个世界，一个是英语世界，一个是不懂英语的本土世界；知识精英、领导阶层，在墙的这一边，广大人民特别是劳苦大众在墙的那一边；印度传统文化，一方面因插上英语的翅膀而在世界飞翔，另一方面又在被英语的概念、译文所误读、取代和吞噬。所以可以说，英语既是英国人送给印度的天使，又是送给印度的魔鬼。
（3）分多合少：王国林立大一统难
历史上，印度境内大小王国林立，多到难以胜计。印度古代的这种政治形态，在现代政治生活中依然有所表达：中央政府相对较弱，地方有较大自治权；世界上最冗长的宪法，为印度各民族、各地方力量、宗教派别提供了一个富有弹性的政治框架。而这些又都和现代西方政治的中央和地方分权、权力平衡、利益分享、多元文化、信仰自由、言论自由等等相吻合。加上西方一直对印度有“同种同文”之亲，送上一顶“最大民主国家”的政治桂冠，是自然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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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神权主权：种姓制度千年不变
神权和王权的结合，婆罗门和刹帝利的联盟，在印度推行了几千年的种姓制度，造成两大低等种姓吠舍、首陀罗以及种姓外“贱民”长期受压迫、受剥削。这种不合理的种姓制度，在古代印度则完全是光明正大、顺理成章的“达磨政治”。低等种姓不但心悦诚服地侍奉高等种姓，而且在自己种姓内也分出许多级别，完全实行高级别歧视、压迫低级别的制度。
印度独立以后，建立了世俗政权，废除种姓制度。但是，世俗化进程遇到了重重困难，20世纪90年代，随着民族主义的兴起，世俗化进入了更加错综复杂的阶段。
当代印度政治面临两大困境；第一，传统的宗教观念包括种姓制度根深蒂固，直接冲击世俗化进程。第二，政教分离遭遇空前挑战。有的政党为了票源，专吃宗教饭、教派饭。第三，印度教原先具有宽容、温和、多元文化特性，近年来原教旨主义异军突起，大有“劫持”印度教的架势。彻底铲除种姓制度的影响，依然是印度政治今后的艰难任务。
（5）信仰自由：宗教繁盛支派复杂
印度人自古宗教信仰自由。在古代，一个宗教不干涉另一个宗教，也不存在同化或吃掉别的宗教的思想。尼赫鲁指出：“印度，亚利安人的原则是避免用强力来抑制任何信仰，或破坏任何主张”。
经过几千年的宗教自由竞争，印度宗教虽然种类众多，但从信众人数和影响力来分析，主次还是分明的。由吠陀教—婆罗门教一路发展下来的新婆罗门教即印度教，占有主导地位，教民占国民总数83%左右。
历史上作为婆罗门教反对派的佛教，虽然一度非常兴盛，几乎成为国教，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或与印度教合流，或外出弘法，到13世纪左右，佛教在印度境内几乎绝迹。
信徒人数占第二位的是伊斯兰教，占总人数的12%左右。基督教、锡克教、耆那教还有其他一些宗教人数都不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