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2026年5月19日，笔者在巴西圣保罗参加了一场以中巴人工智能合作为主题的圆桌论坛。这场名为“金砖能量汇聚——人工智能无界”的活动，既为庆祝中国—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发展与合作中心成立两周年，也标志着上海徐汇区巴西服务网络的启动。笔者以全球南方学术论坛秘书长的身份在论坛发言，所提出的核心判断是：“全球南方”国家的数字化发展与治理，长期被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深度影响和塑造。
为说明这一塑造之深，笔者在发言中举了一个具体的例子。美国主要科技公司在巴西常驻约75名政府关系专家，其中Meta与Google各自拥有十余人的专职游说团队；这些人绝大多数是巴西本国公民，约七成有在巴西各级政府任职的背景，连巴西前总统特梅尔（Michel Temer）都曾受雇为Google游说。
笔者由此提醒在场的中国企业代表：谷歌、微软等美国科技巨头从不把自己仅仅当作普通的市场竞争者，它们深度介入“全球南方”国家的国家战略、政策与立法；中国企业如果自认为只是在参与市场竞争、回避参与数字规则的制定，在人工智能这样的重大基础设施领域将付出代价。
“金砖聚能・ai无界”上海徐汇人工智能企业海外推介会暨“投资上海·共享未来”海外行系列活动（巴西圣保罗站）
这一判断正是本文的起点。要真正理解美国对“全球南方”国家数字主权的塑造，就必须超越任何单一的事件或手段，系统地考察其运作方式。笔者认为，美国塑造“全球南方”国家数字产业方向的影响力运作并非杂乱无章，而可归纳为八个相互关联的途径：经济胁迫、结构性依赖、制度化对话、智库叙事、企业游说、标准与规则、技术生态绑定、投资筛选。本文不对这一归纳本身展开论证，而是将其作为既定的分析视角，逐一考察这八个途径如何运作、效果如何。
在经验材料上，本文以拉丁美洲，尤其是巴西为主。这一选择有其理由：巴西是全球南方中数字治理意识最强、抵抗最为系统的大国之一，美国对其施加影响力的各种途径在巴西案例中表现得最为完整、证据也最为充分；阿根廷作为拉美的另一个重要案例，则提供了一个方向相反的对照。本文同时辅以加纳、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南非的案例，以呈现这些途径在不同国家的可复制性。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写作意图并不止于学理分析。中国已拥有完整的数字基础设施与独立的数字主权，美国对“全球南方”国家数字产业方向的影响力运作不会直接作用于中国自身的数字主权。
然而，当“全球南方”国家的数字产业政策、技术标准与治理规则被美国系统性地塑造和锁定，中国数字技术与产品进入这些市场便面临日益增多的隐性壁垒——不是关税壁垒，而是由标准不兼容、认知框架错位、政策偏向美国生态所构成的结构性障碍。看清这八个途径，是理解中国数字产业国际拓展所处环境的一个必要前提。
一、经济胁迫：关税、301调查与签证制裁作为数字政策杠杆
笔者首先考察经济胁迫这一途径。其因果逻辑是直接的：以关税、301调查、签证制裁等可见而可量化的惩罚性手段，迫使目标国行政当局在数字政策上让步。2025年美国对巴西的行动，是这一途径近年来最完整的一次呈现。2025年7月9日，特朗普致信巴西总统卢拉，宣布将对巴西商品加征50%关税。
值得注意的是，这封信与他同期发给其他国家的关税信函格式完全不同：发给其他国家的信以贸易失衡为由，而致巴西的信通篇关乎巴西内政——前总统博索纳罗（Jair Bolsonaro）受审，以及巴西最高法院对美国科技公司的所谓“攻击”。7月15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正式启动针对巴西的301调查，六个调查领域中，数字贸易与电子支付服务居于首位。
该调查所列的具体指控，清楚地暴露了胁迫的真实靶标。美方将巴西最高法院要求社交媒体平台对非法内容承担责任的裁决、巴西对个人数据跨境转移的限制，以及巴西央行运营的即时支付系统Pix，一并列为“不公平做法”——其中Pix被定性为“不公平竞争优势”与“国家补贴”。7月30日，特朗普签署第14323号行政令，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宣布国家紧急状态，对巴西加征关税，使总税率达到50%。与此配合，美方还撤销了巴西最高法院法官德莫赖斯（Alexandre de Moraes）及其同僚的签证。一场以“贸易”为名的冲突，真正的争点是一个全球南方大国的数字主权。
然而，胁迫并未取得预期效果。卢拉政府明确拒绝在主权问题上让步，多次声明巴西“接受谈判，不接受强加”。更值得注意的是胁迫的“反向效应”：两次独立民调均显示，关税威胁之后卢拉的支持率不降反升，约72%的受访者认为加关税的行为是错误的。
在贸易层面，2025年8月至12月间巴西对美出口同比下降约37亿美元，但其总出口仍创纪录——中国吸收了约37%的重新导向出口，巴西对印度的出口增长52.9%，对摩洛哥的贸易增长62%。胁迫之所以在巴西碰壁，一个结构性原因是巴西对美出口仅占其总出口的约12%，胁迫的经济威慑力因此被大幅削弱。
阿根廷案例提供了一个方向相反的对照。在阿根廷，胁迫更多以金融维度展开。美国曾于2012年以阿根廷未履行仲裁赔偿为由暂停其普惠制（GSP）待遇，2017年又附条件恢复；自1996年起，阿根廷已经被列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特别301”名单约三十年。
2025年，在美国主导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阿根廷提供200亿美元贷款，该贷款带有明确的政治条件性——基金组织总裁公开敦促阿根廷在选举中“保持正轨”。连同其他渠道，美国向阿根廷提供的金融一揽子支持在400亿至820亿美元之间。
特朗普曾直言：“如果米莱输了，我们不会对阿根廷慷慨。”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阿根廷于2026年签署美阿互惠贸易投资协定，承认美国为数据跨境传输的“充分管辖区”，承诺不征收数字服务税。巴西的抵抗与阿根廷的顺从之间的差别表明，胁迫的效果高度依赖于目标国的结构性条件与政治选择。
特朗普关税极大影响了南美经济
胁迫并非拉美独有。印度尼西亚在32%关税的压力下签署贸易协定，关税最终降至19%；南非被加征30%关税，为撒哈拉以南非洲最高税率；加纳的基线关税则由10%升至15%，叠加非洲增长与机会法案（AGOA）到期的影响。由此可见，美国对“全球南方”国家的策略已发生一个明显的转折——从过去以普惠制、开发金融等“胡萝卜”维系合作，转向以关税和301调查等“大棒”为主。
2021年美国曾终止对巴西数字服务税的301调查，而美国开发金融公司（DFC）与巴西国家开发银行2024年的合作框架、对里约智慧城市项目的2.67亿美元担保，如今都已置于胁迫的阴影之下。需要指出的是，关税这类可见的胁迫，恰恰是八个途径中效果最不稳定的一种。真正持久的影响力，来自下文将要讨论的那些更为隐蔽的途径。
二、结构性依赖：数字基础设施不可替代性对政策空间的压缩
第二个途径是结构性依赖。与经济胁迫不同，它并不表现为某一次主动的施压；它是一种历史积累而成的结构性状态——目标国在关键数字基础设施上对美国存在不可替代的依赖，而这种依赖本身就在持续压缩其政策空间。巴西的依赖程度可由一组数据勾勒：谷歌占据巴西搜索市场约91.63%的份额，WhatsApp的使用率达90%，安卓与iOS两套美国操作系统合计占据移动操作系统市场的99.77%，亚马逊、微软、谷歌三家的云服务则占据全球约64%的份额并主导巴西市场。在物理层，巴西与世界相连的海底电缆中，六条以上通往美国。
这种依赖之所以构成主权问题，在于它在危急时刻仍难以撼动。2013年，斯诺登披露美国国家安全局监听了巴西总统罗塞夫本人及巴西国家石油公司的通讯。这一事件激起了巴西强烈的主权意识，推动了《互联网民事框架》（Marco Civil）的立法。
然而，即便在如此强烈的政治动员之下，要求数据本地存储的强制性条款仍在立法过程中被否决——因为巴西无力承受美国平台撤出的代价。十余年后，同样的逻辑再次上演：巴西人工智能计划（PBIA）最初以建设自主数据中心为目标，但不到一年，微软宣布27亿美元投资并展开私下游说，巴西联邦数据处理服务局转而与亚马逊、谷歌结盟，将公共数据迁往美国云。
巴西学者里卡普（Cecilia Rikap）将这一结果称为“被管理的依赖”（managed dependency）而非主权；另一位学者菲加罗（Roseli Figaro）的判断更为直白——本地托管并不等于主权，房子终究属于别人。这种结构性依赖并非巴西独有。
南非的数字基础设施呈现“多源依赖”的格局——平台依赖美国、设备依赖中国、监管标准依赖欧盟，而美国云三巨头在南非企业中的信任度合计高达95%；马来西亚的云市场约68%至73%为美国三巨头占据，其104个联邦机构中有71个使用外国云；印度尼西亚的谷歌搜索份额超过93%，移动操作系统几乎全部为美国系统。笔者认为，结构性依赖是其余各个途径得以有效运作的地基：依赖越深，胁迫越可信、游说越有力、绑定越自然。
